到了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再次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引荐”尼采。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需要从西方借来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比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更合那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鼓吹文化的运动，而又能自觉谨慎地将文化运动限定在文化的半径内进行。因为文化的运动，不过是新旧文化势力，这种那种文化帮派之间的混战和厮杀。即使“人仰马翻”，对于统治却是安全的。对于文化人，也不至于有真的凶险。
而一个事实是，无论尼采在世的时候，还是从他死后的1900年到1915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其在德国、法国、扩而论之在整个欧洲所获的评价，远不及在中国所获的评价那么神圣和光荣。事实上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问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被争议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国，才由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们一次次交口称赞并隆重推出。
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国之封建统治的历史，比大日耳曼帝国之形成并延续其统治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国是没有“知识分子”一词的，有的只不过是类似的译词。“智识分子”便是。正如马克思曾被译为“麦喀士”、尼采曾被译为“尼至埃”。
早期中国文人即早期中国知识分子。
早期中国文人对自身作为的最高愿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顶尖级别是“相”，相当于一国之总理。倘官运不通，于是沦为“布衣”。倘虽已沦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为，那么只有充当“士”这一社会角色了。反之，曰“隐士”。“士”与“隐士”，在中国，一向是相互大不以为然的两类文人。至近代，亦然。至当代，亦亦然。“士”们批评“隐士”们的全无时代使命感，以“隐”作消极逃遁的体面的盾。或“假隐”，其实巴望着张显的时机到来。“隐士”们嘲讽“士”们的担当责任是唐·吉诃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作秀”。或那句适用于任何人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无论“士”或“隐士”中，都曾涌现过最优秀的中国文人。也都有伪隐者和冒牌的“士”。
在当今，中国的文人型知识分子，依然喜欢两件事——或在客厅里悬挂一幅古代的“士”们的词联；或给自己的书房起一个“隐”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当今之中国，其实已没有像那么回子事的“隐士”，也正如已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士”。
然而，毕竟的，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士”们的时代，不是“隐士”们获尊的时代。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准确地说，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们，确乎的被封建王权，被封建王权所支持的封建文化压抑得太久也太苦闷了。他们深感靠一己们的思想的“锐”和“力”，实难一举划开几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壁垒。正如小鸡封在恐龙的坚硬蛋壳里，只从内部啄，是难以出生的。何况，那是一次中国的门户开放时代，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识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鉴和精神的依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有煽动造反的嫌疑，何况当时以暴力推翻旧世界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于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张，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者们借来的一把利刃。由于他们是文化人，他们首先要推翻的，必然只能是文化压迫的大山。马克思与尼采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更新了一种政权的性质，人类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马克思主义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权模式，但对文化却持尊重历史遗产的态度；尼采则认为，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则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
尼采的哲学，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文化至上”的哲学。或曰“唯文化论”的哲学。再进一步说，是“唯哲学论”的哲学。也是“唯尼采的哲学论”的哲学。
“借着这一本书（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我给予我的同类人一种为他们所获得的最大赠予。”
“这本书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书，是真正属于高山空气的书—— 一切现象，人类都是躺在他足下一个难以估计的遥远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是从真理的最深处诞生出来的；像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无不满载而归的。”
语句的不连贯难道不像一名妄想症患者的嘟哝么？
“我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说出的东西。”
“这种东西（指他的书）只是给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人的；能在这里作一个听者乃是无上的特权……”
“我觉得，接受我著作中的一本书，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予他自己的最高荣誉。”
“能够了解那本书中的六句话（指《查拉图斯特拉》）——也就是说，在生命中体验了它们，会把一个人提升到比‘现代’人类中的优智者所到达的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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