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尼采对他的哲学的自我评价。在他一生的文字中，类似的，或比以上话语还令人瞠目结舌的强烈自恋式的自我评价比比皆是。
而对于他自己，尼采是这么宣言的：
“我允诺去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改良’人类。”
“这个事实将我事业的伟大性和我同时代人的渺小性之间的悬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当我得以完整地阅读尼采，我不禁为那些我非常敬仰的，中国现代史中极为优秀的知识分子感到难堪。
因为，我无论如何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优秀和值得后人敬仰，乃由于读懂了尼采的一本散文诗体的小册子中的六句话。
我只能这么理解——中国历史上那一场新文化运动，需要一位外国的“战友”；正如中国后来的革命，需要一位外国的导师。
于是自恋到极点的尼采，名字一次次出现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文论中。
这其实是尼采的殊荣。
尼采死前绝想不到这一点。
如果他生前便获知了这一点，那么他也许不会是四十五岁才住进耶拿大学的精神病院，而一定会因为精神的更加“高迈”更早地住进去……
在中国，我以为，一位当代知识分子，无论其学问渊博到什么程度，无论其思想高深到什么境界，无论其精神的世界自以为纯洁超俗到多高的高处，一旦自恋起来，紧接着便会矮小。
关于鲁迅与尼采
排除别人不提，鲁迅确乎是将尼采视为果敢无畏地向旧文化冲锋陷阵的战士（或用鲁迅习惯的说法，称为“斗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对比鲁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话语，给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
“我根本上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
“我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以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
“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
“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炸药。”
……
总而言之，尼采认为自己的“攻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超人”式的“攻击”。因而是他的“敌人”的自豪。
鲁迅：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即使“敌人”们发誓，其实自己有益无害或并无大害也不行。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纵使“敌人”们友好点头也不行。
因为那战士“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于是战士一次次举起投枪。
那样的战士，他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一生都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战士”，然而终不可得。
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战士”是要求太过苛刻的战士，因为几乎等于要求他视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粪土。
因而鲁迅只有孤独而悲怆地，自己始终充当着这样的战士。
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他想到自己的死并确信：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这都由于鲁迅对他所处的时代深恶痛绝。而那一个时代，也确乎的腐朽到了如此田地。
然而尼采真的是鲁迅所期望诞生的那一种战士么？
今天倘我们细细研读尼采，便会发现，写过一篇杂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错了人”的鲁迅，自己也难免有看错了人的时候。
鲁迅认为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文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继续。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真相，只不过是“吃人”二字。
鲁迅要从精神上唤醒的是自己的同胞。
尼采要从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类。
尼采认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类除少数智者，其余一概虚伪而又卑鄙，根本无可救药地活着。
因而慈悲者、说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学者、诗人，乃至贱氓（即穷愁而麻木的芸芸众生），一概都是不获他的“改良”，便该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干净的东西。纵然少数他认为还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应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学）的洗礼。
他唯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参与战争的士兵。
他鼓励一切士兵都要成为他理想之中的战士：
“你们当得这样，你们的眼睛永远追求一个仇敌——你们的仇敌。你们中有许多人且要一见面就起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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