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笔，起身朝卫荣光走过来。
“阎丹初阎敬铭老先生！”卫荣光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是的，阎丹老！”张之洞兴奋地说，“我们山西还真的隐居着一位国之瑰宝哩！”
“阎老先生寓居山西十多年，光绪三年又奉旨视察山西赈务，对山西情况十分明了。过段时间有空了，你可以去晋南拜访拜访他。”
“他还在解州书院主讲吗？”
“还在那里。”
“身体怎么样？”
“上个月，解州知府来太原，闲聊中说起过他。据知府说虽有点小毛病，但不碍事，身体还算健朗。”卫荣光说到这里，起身说，“天不早了，我要回去睡觉了，你也早早安歇！”
张之洞紧握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谢谢您今夜的来访。后天，我亲自送您出城。”
送走卫荣光后，张之洞独自面对着灯火，长久地思索着。
三、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接连几天，张之洞在处理完日常政务后，就和桑治平一起商谈如何治理山西的问题。有时半夜醒来，他也会为此而再也不能安眠。他深深地体会到，比起当年做洗马、学政来，巡抚身上的担子要重十倍百倍以上。
经过近一个月的察访、询问，尤其在与卫荣光的恳谈后，山西的情况，张之洞已是胸中有数了。卫荣光那夜归纳的贫困、捐摊、罂粟、藩库的几大弊病确实很严重。还有一个大问题，卫荣光没有说到，张之洞是强烈感受到了，那就是山西官场的腐败：贪污普遍、受贿成风、公事懈怠、唯务钻营。好的官吏，除开卫荣光所开列的外，张之洞也听说还有几个，但在整个官场中，这些人只占少数。正如卫荣光所说的，山西已是一个烂泥坑。究竟怎么办呢？张之洞苦恼着、焦虑着。
他想，首先应该把这些情况如实向太后、皇上禀报，要取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
罂粟要铲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几十年来，对鸦片的禁弛，朝廷反反复复的，一会儿禁，一会儿弛，现在又居然公开征税。既已征税，岂不意味着合法！若是有人据此抗拒铲除罂粟呢？这是一场牵涉着许多人利益的大事，必须要请得圣旨，才能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
捐摊这件事更应该详细奏明，因为这实际上是户部的失职而强加给山西的额外负担。岂有百年前核的价，一直沿用，不做丝毫调整的？山西几乎不产绢绸了，为什么还要山西出这份贡品？山西是贫省，岂能以十两银子的高价来代替一匹绢绸，这不是勒索吗？张之洞真不明白，这是户部的那些老爷糊涂、不负责任，还是朝廷无钱，有意将负担转嫁各省？十两银子代一匹绢绸，究竟是户部做出的决定，还是负责绢贡的官员想出来的主意，以贪污中饱？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曾说过京官颟顸［颟顸（mānhān）：糊涂而马虎］、外官贪劣的话。张之洞想，现在的情形应该合起来概括：京官颟顸又贪劣，外官贪劣又颟顸。今后无论是加补铁捐的报销，还是免去绢绸的进贡，都必须得到户部的同意。此折必须尽快拟。
清理库款，此事尤其要上报。张之洞曾多次从久任地方大员的堂兄和姐夫那儿得到过做官的真传：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似乎都不值得一提，年终朝廷考绩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又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是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擢升的最好凭据。张之洞将这种为官真传牢记于心，深信这是十分有用的秘诀。张之万和鹿传霖仕途顺遂、官运亨通，无疑得力于这个真传的巧妙运用。年过不惑有着十多年仕途经历的新巡抚知道，在禁罂粟和罢捐摊这两件大事上，要做出满意的成效来，将是十分不容易的。当年以道光爷那样的英明和威势，以林则徐那样的刚强和睿智，鸦片都没有禁得下来，到后来引起了土药的全国泛滥，可见这种东西对世俗人的吸引之大。现在山西少说也有数十万人在种，有上百万人在吸，要想根除，谈何容易，只不过尽其力而为之罢了。至于罢捐摊，朝廷支不支持还不知道。唯一可办的大事，看来便只有这个清理库款了。一个省的藩库，三十年未清查，说起来骇人听闻，查之于典册，怕可能也无先例。自己动手来做这件事，已是引人注目了，清理到最后，总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到底与实际情况吻合多少，谁会来核查呢？只要出以公心，不挟私欲，督促属下认真去办，就上可告慰朝廷，下可安抚百姓了。
真是山西历届前任留给我的一笔最好的仕宦资产，就看我来如何接收了！张之洞不觉兴奋起来，多少日子来的焦虑不安为之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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