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安排原在卫荣光手下办文案的三个幕僚，一人草拟一个题目。至于阎敬铭，他决定由自己来给太后亲拟一道密折。张之洞有一种预感，他觉得阎敬铭很快便会在中国政坛上飞黄腾达起来。离开京师那天上午陛辞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慈禧以清脆好听的声音跟张之洞像聊天似的说话，张之洞则以诚惶诚恐的心情、紧张却又得体的语言回答着。慈禧说了一堆诸如“时事艰难，留心政务，若有所见，随时奏明”等套话后，突然问：“阎敬铭这个人，你去年在折子里荐举过他，你平时跟他有联系吗？”
张之洞答：“臣没有见过阎敬铭，也跟他从未有过联系，只是听许多人说阎敬铭善于理财。”
慈禧又说：“阎敬铭这些年据说一直在山西解州书院，你去山西后，要仔细打听一下此人。朝廷连下过几次诏书，命他进京办事，他都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你细细去问问，看他究竟身体如何。”
“是。”张之洞答道，“臣到山西后一定去察访此人。”
“阎敬铭能干，先帝在日就称赞过。同治初期那几年，他在山东巡抚和工部侍郎任上也做得很好，为何突然就辞官不做了呢？你见到阎敬铭，问问他，若过去有些什么不痛快的事，十多年了，丢掉算了，朝廷还等他共度艰难哩！”
“是。”张之洞恭恭敬敬地说，“我一定将太后这番心意转告给他。”
“张之洞，你现在是山西巡抚，阎敬铭在山西，能不能劝说他回到朝廷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张之洞忙叩头：“臣一定尽力劝说阎敬铭回朝廷为国家办事。”
回到家里，张之洞仔细琢磨着慈禧太后的话，深感慈禧对阎敬铭的眷顾之深、期望之切，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阎敬铭过去以侍郎致仕，今年已六十五岁了，若复出，官衔应在侍郎之上。官宦世家出身的张之洞深知结纳朝中大员的重要性。这次若由自己出面来说服阎敬铭复出，自然就与阎敬铭结下一层非一般的关系。何况张之洞和阎敬铭之间还有一层渊源，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
张之洞隐隐记得，胡林翼在去世前曾有一封信给他，要他到武昌抚署来历练一下，信中盛赞阎敬铭。张之洞忙把过去的旧信札找来，果然寻到了这封信，遂有意将这封信带来山西。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桑治平，请桑到解州去一趟，代他先去看望一下阎敬铭，转达殷勤问候之意。
桑治平离开太原后，三个幕僚将奏稿送上来。张之洞一一细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三份奏稿都没有将他的意图说清楚，其中一份连文句都不通顺。他气得掷回去，命他们重新拟稿。第二天，三份稿子又送上来了。张之洞看后，还是没有一份满意的。他声色俱厉地将三个自以为是的幕僚教训了一顿，叫他们统统卷起铺盖走路。他叹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这卫荣光怎么用的这样一批草包！必须聘几个心地明白又文笔流畅的人来办文案。”张之洞第一个想起杨锐。他提起笔来，给杨锐写了一封信。眼下这三个重要的折子，只好自己动手了。
就在张之洞亲自草拟这几份关系山西千家万户利益的奏折的日子里，太原城藩司衙门后院，有几个人也在心神不安地忙碌着。
四、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卫荣光离太原前一天，特为到藩司衙门与葆庚话别。谈话之间，卫荣光说起张之洞有清理藩库的念头。葆庚听了心里暗吃一惊，送走卫荣光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呆地坐了一个多时辰。
正白旗出身的葆庚，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后裔。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在朝中有广泛的奥援［奥援：指官场中暗中撑腰的力量；有力的靠山（多含贬义）］。正是凭着这种奥援，这些年来，才具平平的葆庚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他不屑于从七品县令做起，拿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一出手便捐了个候补道员。分发到省后，又是银子帮他很快得实缺。葆庚毫无从政的经验，也不耐烦案牍簿书，但他却迁升顺利。待到曾国荃到山西做巡抚的第二年，葆庚便从陕西按察使调升山西做布政使，成为一省方伯。葆庚凭的什么升官？他的本事就在于京师活动的能力。省里有大事办不了，需要朝廷出面解决的，派葆庚进京便十拿九稳。比如要户部增拨银子啦、减免税收啦、要吏部在对本省道府一级官员的考绩上客气点啦、走王府的门子为某大员谋求调升啦，等等，这些事葆庚都可以办得顺溜。葆庚抱着七分敬畏三分谄媚的心态，来到太原给曾国荃当藩司。他知道这个从战火中打出来的曾老九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且仗着战功，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葆庚像侍候老爷子一样地侍候着曾国荃。曾国荃对满人官员有一种偏见。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满人都是酒囊饭袋。带兵做官，不是他们有本事，而是命好。对葆庚，他自然也是瞧不起的，但葆庚对他事事恭顺殷勤，曾国荃找不出他的岔子，倒也相处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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