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有大铜尺一方，屡寻不得，九弟已带归否？频年寄黄芽白菜子，家中种之好否？在省时已买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来并祈详示。
评点 为学譬如熬肉
曾氏家书之精华在于与诸弟书及训子书，其为世所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曾氏的这两类家书，决非世人所常见的报平安、道家常的书信，作书者乃抱着极大的责任心和殷殷企盼之情，以书信为函授教材，将自己的学问识见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子弟。元好问诗：“鸳鸯绣取从头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曾氏恰恰是在把“金针”度与子弟。世人在阅读这些书信的同时，也便轻易地获得了“金针”。二、曾氏的子弟几乎个个成才成器，日后或成为其事业的得力助手，或成为其家族的薪火传人。他们以自己的业绩验证了曾氏所传“金针”的效用。正如良师的光彩要靠高徒来衬托一样，父兄的家教也要靠子弟的成就来增添说服力。
在这两类书信中，数量多、内容丰富的部分又属与弟书。它不仅展示了曾氏望弟成才的苦心，更表现了其儒家文化忠实继承者的道德风范。
在中国的家庭伦理中，长兄是负有保护、教育弟妹的重大责任的，故历来有“长兄当父”之说。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长兄并非如此。他们爱子亲子，却对弟妹缺少关爱之心。因为儿女不仅是其财产事业的继承人，也是其生命的延续，亲与爱，是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伦理的约束。而弟妹长大后，将自立门户，关系和情感只会越来越疏远。曾氏在大量的与弟书中所溢流出的兄弟之情，恰为世人所淡漠而为伦理所提倡，故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他的这些书信便成了极好的教材。
曾氏有四个弟弟，依祖父辈的序列排，分别为四弟国潢，字澄侯；六弟国华，字温甫；九弟国荃，字沅甫；季弟国葆，字贞干，与长兄相比，分别小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十八岁。在后来的岁月里，除四弟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外，其余三弟均投笔从戎。六弟在三河之役中战死，季弟在围南京时染瘟疫病死，九弟则成为打下南京的首功之人。从现存的照片来看，曾氏与其九弟面相极为相似，都是瘦削的长脸、鼻翼两边的法令既深又长、三角眼、扫帚眉。两兄弟同日封爵开府，又都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事实属独一无二。
这封信写在道光二十二年秋天，是曾氏全集中所收与弟书的第一封。此时曾氏依旧在翰林院供职，兼任国史馆协修，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京官。
来到京师三年半了，曾氏的官位虽没多大迁升，长进却甚大，这长进主要体现在学问和见识上，而促成这种长进的，一来自师友间的启迪切磋，二靠个人的自觉自律。
中国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读的几乎全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无甚关联。考取后便去做官，依仗的是手中的权力，腹中有无真才实学并不重要。所以中国封建官员，尽管绝大部分都经历过十年寒窗，但有真本事的人却微乎其微。李鸿章曾经这样评价过他的一个下属：“此人连官都不会做，可见无用。”虽说得刻薄了点，却是大实话。
曾氏中试后有幸在翰林院做官，给了他读书再学习的宝贵时间，也因为他较为明智，能够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读书人所固有的这种弊病，从而自觉地加以深造。在朋友们的引荐下，他拜了两位老师。
一是湖南善化人唐鉴，即信中所说的镜海先生，此人当时官居太常寺卿。唐鉴给曾氏最重要的指导有两点：一为如何读书。唐鉴告诉曾氏，读经当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又说，文章、义理、考据三门学问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中。第二，唐鉴向曾氏指出，“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鉴又将所著《畿辅水利志》送给曾氏。这书属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即实实在在的于国计民生有用的真正学问。
曾氏服膺这位同乡前辈，虚心向他请教。据说，咸丰二年，唐鉴由金陵书院内召进京，年轻的咸丰皇帝在一个月内接连召见他十五次，咨询治国之道。此时，曾氏正在湖南老家守母丧。太平军已打到湖南，朝廷欲在湖南组建团练来对抗，苦于无合适人牵头。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氏，并特为指出：曾氏书生出身，久为京官，既不懂军旅，又疏于民政，初时可能会不顺，但要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可见，唐鉴对曾氏知之甚深，对其一生事业的影响也很大。
另一个是有理学大师之称的倭仁（字艮峰）。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几。几乃几微之意。研几，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有点类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狠斗私字一闪念。”研几，既然是自己对自己的整治，故最佳的方式是记日记，在日记中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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