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后来官做到大学士，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一个顽固守旧派的不好名声。同治六年，执政的恭王拟筹建同文馆，倭仁带头反对，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在那样的时代说这种话，的确显得迂腐。
“理学”在近代是一门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旧学问，倭仁的迂腐不通又为“理学该批”增加一个极好的例子。但作为主宰中国思想界数百年之久的这门学说，也并非就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它至少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操守等方面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曾氏在日后组建湘军之初注重其血性精神方面的教育，他本人大权在握时能清廉自守、军情危难时能适时调整心态、大功告成时能谦退自抑等等，无疑都得力于早期的“研几”功夫。
这种以读书再学习为主课的翰苑闲官生涯，便是曾氏京师与弟书的背景。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七年出任礼部侍郎时为止，历时七八年。在这封信里，曾氏与诸弟谈自己读经史、拜师交友等情形，即为当时的真实写照。他要诸弟以“专”字法读书，便是转授唐鉴的指教。
这封信在谈到为学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猛火煮，漫火温”法。这是子思、朱熹等人从熬肉中得到的启发：肉必须经过这样的熬，味道才会全部出来。读书亦是如此：先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阅读，掌握所读之书的概貌；然后再对其中的章章节节乃至字字句句作慢慢细细的咀嚼，读熟读透，以求探到书中的精义奥赜。对于必读的经典书籍，这种“猛火煮，漫火温”的方法值得借鉴。
二是谈乾坤礼乐之道。以书法为例，乾为神，坤为形，真力弥漫为乐，丝丝入扣为礼。这种将对立融为一体的思维方法，颇有点辩证统一的味道，值得把玩摩挲。
曾氏这封信中提到的京师朋友，笔者将在以后的相关评点中再说及。这次先介绍两个人。一为吴竹如。竹如名廷栋，江苏人，此时为翰林院官员，以后一直在京师做闲官，晚年回籍主讲金陵书院。而曾氏恰在此时做两江总督，彼此过从较密。曾氏死前一个月，两人还见了面。曾氏年谱记载：“正月初二日，公访吴公廷栋宅，畅谈学业，语及邸抄倭文端公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因语及昔年故交零落殆尽，黯然而别。”三十年前京师谈学论道的朋友，曾氏在晚年所能见到的仅此一人。曾吴之交，亦可谓全始全终。第二个是谢果堂。谢为湖南湘乡人，亦为翰苑官员。他本人无甚特别业绩，但他的父亲谢芗泉则有一个名震京师的壮举，多少年来一直为人所称道。乾隆年间，正是和珅当道、炙手可热的时候，京师上下谁也不敢得罪他。和珅家里的仆人也仗势胡作非为，人们敢怒不敢言。一次，和珅仆人坐着大员才可乘坐的大红障泥车招摇过市，遇到时为御史的谢芗泉。他怒不可遏，命人拿下和仆，亲自放火烧掉这辆车，替众人出了一口气。大家叫他为“烧车御史”，对他的正气和胆量钦佩不已。和珅恼怒至极，但又发作不得，过两年后还是借故将谢削了职，直到和珅倒台后谢才起复。
曾氏对这位同乡前辈甚是佩服，在信中所说的送别诗中他还提到了谢家这段光荣历史：“一朝烧车震都市，骢马御史真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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