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三月初四日，此间发第三号家信交折弁，十二日发第四号信交魏亚农，又寄眼药鹅毛筒及硇砂膏药共一包，计可于五月收到。季洪三月初六所发第三号信，于四月初一日收到。
邓升六爷竟尔仙逝，可胜伤悼！如有可助恤之处，诸弟时时留心。此不特戚谊，亦父大人多年好友也。
乡里凶年赈助之说，予曾与澄弟言之。若逢荒歉之年，为我办二十石谷，专周济本境数庙贫乏之人。自澄弟出京之后，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仓之制，若能仿而行之，则更为可久。朱子之制，先捐谷数十石或数百石贮一公仓内，青黄不接之月借贷与饥民，冬月取息二分收还（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则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则全蠲之（借一石还一石），但取耗谷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后天下法之，后世效之，今各县所谓社仓谷者是也，其实名存实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贷颗粒，且并社仓而无之。仅有常平仓谷，前后任尚算交代，小民亦不得过而问焉。盖事经官吏，则良法美政，后皆归于子虚乌有。
国藩今欲取社仓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谷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劝其量为捐谷。于夏月借与贫户，秋冬月取一分息收还（每石加一斗）。丰年不增，凶年不减。凡贫户来借者，须于四月初间告知经管社仓之人。经管量谷之多少，分布于各借户，令每人书券一纸，冬月还谷销券。若有不还者，同社皆理斥，议罚加倍。以后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几石。或有地方争讼，理曲者，罚令量捐社谷少许。每年增加，不过十年，可积至数百石，则我境可无饥民矣。盖夏月谷价昂贵，秋冬价渐平落，数月之内，一转移之间，而贫民已大占便宜，受惠无量矣。吾乡昔年有食双谷者，此风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则双谷之风可息。
前与澄弟面商之，说我家每年备谷救地方贫户。细细思之，施之既不能及远，行之又不可以久；且其法止能济下贫乞食之家，而不能济中贫体面之家。不若社仓之法，既可以及于远，又可以贞于久；施者不甚伤惠，取者又不伤廉，即中贫体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利。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宽五、厚一各家，亲戚如宝田、腾七、宫九、荆四各家，每年得借社仓之谷，或亦不无小补。澄弟务细细告之父大人、叔父大人，将此事于一二年内办成，实吾乡莫大之福也。
我家捐谷，即写曾呈祥、曾呈材双名。头一年捐二十石，以后每年或三石，或五石，或数十石。地方每年有乐捐者，或多或少不拘，但至少亦须从一石起。吾思此事甚熟，澄弟试与叔大人细思之，并禀父亲大人，果可急于施行否？近日即以回信告我。
京寓大小平安。保定所发家信，三月末始到。赛中堂于初九日出京赴广西。考差在四月十四。同乡林昆圃于三月中旬作古。予为之写知单，大约可得百金。熊秋佩丁外艰。余无他事。予前所寄折稿，澄弟可抄一分交彭筱房，并托转寄江岷樵。抄一分交刘霞仙，并托转寄郭筠仙。
赛中堂视师广西，带小钦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粤西之事，日以猖獗。李石梧与周天爵、向荣皆甚不和，未知何日始得廓清。圣主宵旰焦灼，廷臣亦多献策，而军事非亲临其地，难以遥度。故予屡欲上折，而终不敢率尔也。余不一一。
兄国藩手草
评点 义仓——美丽的空想
中国古时有一种专用来救济穷苦人的谷仓，因为其中的谷米为富户所捐赠，故称之为义仓。但多数义仓被掌管人所把持，并没有真正起到其“仗义扶贫”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义仓设在州县，将捐谷者与受谷者隔开了，故造成管理上的大弊端。朱熹建议将义仓改设在乡村里社，由“乡人士君子”来管理，并在福建崇安县具体实施，效果较好，后来推广到其他一些地区。因仓在里社，故称社仓。
做了礼部侍郎的曾氏自以为地位、声望和实力都已达到相当程度，遂决定仿照朱熹当年所办的社仓形式在老家创办社仓。他要家里带头先捐二十石谷，再劝别的富家学样，把社仓办起来，让境内贫户能得到实惠。但此事没能付诸实行，三个月后在曾氏一封家信中有这样几句话：“社仓之法，有借无还，今日风俗诚然如此。澄弟所见，良为洞悉时变之言，此事竟不可议举行矣。”
原来是国潢出面表示反对，理由是“有借无还”。这自然是社仓不能举办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曾氏父、叔及诸弟的精神境界，都还没有进入到办理此事的地步。前些年，为馈赠族戚的四百两银子事，曾氏与家中很长时期不能达成共识，家中将这笔银子压着不办，在曾氏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下才勉勉强强减半散发，但后来曾氏得知不少族戚实际上连一半也未得到，远在京师的他也无法可施。读者诸君想想看，曾氏老家中的这样一批爷们，能成为义仓的带头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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