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四月初三日发第五号家信。厥后折差久不来，是以月余无家书。五月十二折弁来，接到家中四号信，乃四月一日所发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
京寓一切平安。癣疾又大愈矣，比去年六月更无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为五年来所未有，今又过之。或者从此日退，不复能为恶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虑，久而弥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经文题“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赋得“濂溪乐处”得“焉”字。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而圣量如海，尚能容纳，岂汉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折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
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即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关乎与考不与考。上年己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纳、张芾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灵桂、福济、王广荫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题“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论”，诗题“楼观沧海日”得“涛”字。五月初一放云贵差，十二放两广、福建三省，名见京报内，兹不另录。袁漱六考差颇为得意，诗亦工妥，应可一得，以救积困。
朱石翘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
刘继振既系水口近邻，又送钱至我家求请封典，义不可辞。但渠三十年四月选授训导，已在正月二十六恩诏之后，不知尚可办否。当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办，则当俟明年四月升祔恩诏，乃可呈请。若并升祔之时推恩不能及于外官，则当以钱退还。家中须于近日详告刘家，言目前不克呈请，须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汉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难，乃至于此！自汉口以后，想一路载福星矣。刘午峰、张星垣、陈谷堂之银皆可收，刘、陈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际之道，与其失之滥，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以欣慰者也。西垣四月二十九到京，住余宅内，大约八月可出都。
此次所寄折底，如欧阳家、汪家及诸亲族不妨抄送共阅。见余忝窃高位，亦欲忠直图报，不敢唯阿取容，惧其玷辱宗族，辜负期望也。余不一一。
兄国藩手草
评点 直言上疏
自咸丰皇帝登基（道光三十年二月）至咸丰二年六月出京，两年多时间里，曾氏上了十四道奏折，其中谢折三道、例行公事五道、保折一道、进言奏疏五道。进言疏五道分别为：《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
奏疏，是大臣与皇帝沟通的最主要的渠道。奏疏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为禀报分内的工作，二为建言。建言折最见一个大臣的本色。或出于明哲保身，或因懒惰乏才，许多大臣虽身处高位，肩负重责，一年到头很少甚至根本不建言，实在推脱不了，则不痛不痒地应付一下。乾、嘉、道三朝元老大学士曹振镛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六个字，的确是宦海戏水者的防身秘诀。
然而，曾氏却不是这样的人。
咸丰即位时年方二十，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鉴于道光晚年朝政疲沓、国力衰弱的状况，他颇有一番振衰起敝的志向，登极之初便诏令内外臣工对国事多发表意见，以便择善而从，重振朝纲。做了十多年京官的曾氏一向关注国计民生，早就藏了一肚子话，借着这个机会，一年内，他连上了上面所列的五道建言疏。
在《应诏陈言疏》里，他着重谈的是人才之事，提出作育人才的三个主要方面：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即皇上以身作则，臣工群相仿效，造成一股巨大力量，以便扭转世风。至于培养之道，曾氏提出了四条途径，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考察之法，即应改变现在的京官仅凭召见及三年一次的京察、外官司道仅凭督抚考语的成习，建议加强监督，常年考核，鼓励人人建言，相互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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