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奏疏对时局的批评尖锐而准确，如：“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这些话因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很快便在朝野上下、京师内外不胫而走。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便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军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这位侍郎从体制外去发现培养。
关于《议汰兵疏》，前信评点中已说过。至于《备陈民间疾苦疏》，则是向这位养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年轻皇帝，叙说了民间三大疾苦：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在“冤狱”一节中，曾氏沉痛地写道：“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差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司法上的黑暗腐败，对人心的动摇最为重大。看了这段话，便可知江南百姓为何背弃朝廷影从太平军了。
在《平银价疏》中，曾氏针对当时银贵钱贱之现状，提出几条纠正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颇类似于对规范货币体制一事献策。
五疏中最为大胆也最为冒风险的便是此信中所提到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氏针对这个年轻皇帝三种所谓的“美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其背后可能出现的流弊。一为“谨慎”，将有可能导致琐碎。在指出近日几处失误实例后，曾氏劝皇上宜效法汉高祖、唐太宗，“豁达远观，罔苛细节”。一为“好古”，将有可能导致徒尚文饰。曾氏列举了咸丰帝的几桩徒尚文饰的事例，尤其有一件事，想必皇上读来心中甚为不快。现照录如下：“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至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文人好名，皇帝也好名。曾氏此谏，无疑给二十岁的好名皇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岂不恼火？第三个所谓美德为“广大”，但若把握不了分寸，则有可能“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不防”。曾氏规劝皇上，用人行政之大权，不可自专，宜付军机处、六部九卿、科道百僚共商。且提醒皇上，当重用有风骨的直臣，不要听信阿谀拍马者的媚柔之言。
曾氏亦知此疏言辞过于质直，故在折末特为写上：“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抑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
据野史上载，曾氏此疏果然引得龙颜大怒，恨不得杀掉这个大胆的乡巴佬以惩效尤。后来多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等人以“君圣臣直”的话来为曾氏开脱，才得以免去了这次无妄之灾。从此曾氏的建言疏再也不敢放肆直言了。
当老家的亲人们看到曾氏这道奏疏抄件时，也都为之紧张。其叔信中说：“所付回奏稿，再四细阅，未免憨直太过。”其父后来为此事告诫儿子：“卿贰之职，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
然而，曾氏的这五道奏疏，很快便传遍天下，广播人口，为他赢得了“关心民瘼”“忠直敢言”等美誉，奠定了他日后办大事所十分需要的基础——海内人望。他的好友刘蓉用这样的诗句来赞美：“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两句诗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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