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八月十四日发第九号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号，欣悉一切。
左光八为吾乡巨盗，能除其根株，扫其巢穴，则我境长享其利，自是莫大阴功。第湖南会匪所在勾结，往往牵一发而全神皆动。现在制军程公特至湖南，即是奉旨查办此事。盖恐粤西匪徒穷窜，一入湖南境内，则楚之会匪因而窃发也。左光八一起，想尚非巨伙入会者流。然我境办之，亦不可过激而生变。现闻其请正绅保举，改行为良，且可捉贼自效，此自一好机会。万一不然，亦须相机图之，不可用力太猛，易发难收也。
公议粮饷一事，果出通邑之愿，则造福无量。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则我家万不可出力。盖亏空万六千两，须大钱三万余千，每都几须派千串。现在为此说者，不过数大绅士一时豪气，为此急公好义之言。将来各处分派，仍是巧者强者少出而讨好于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穷乡殷实小户，必有怨声载道者矣。且此风一开，则下次他官来此，既引师令之借钱办公为证，又引朱令之民帮垫亏为证，或亦分派民间出钱帮他，反觉无辞以谢。若相援为例，来一官帮一官，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矣。
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此事若各绅有意，吾家不必拦阻；若吾家倡议，则万万不可。且官之补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轮何班补，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澄弟在外多年，岂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轮到班，则虽帮垫亏空，通邑挽留，而格于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轮到班，则虽不垫亏空，亦自不能不补此缺。间有特为变通者，督抚专折奏请，亦不敢大违成例。季弟来书，若以朱公之实授与否，全视乎亏空之能垫与否，恐亦不尽然也。曾仪斋若系革职，则不复能穿补子；若系大计休致，则尚可穿。
季弟有志于道义身心之学，余阅其书，不胜欣喜。凡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吾弟诚有志于此，须熟读《小学》及《五种遗规》二书。此外各书能读固佳，不读亦初无所损。可以为天地之完人，可以为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读书而后有所加于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诗可以不看，即古文为吾弟所愿学者，而不看亦自无妨。但守《小学》《遗规》二书，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贤于记诵词章之学万万矣。季弟又言愿尽孝道，惟亲命是听。此尤足补我之缺憾。我在京十余年，定省有阙，色笑远违，寸心之疚，无刻或释。若诸弟在家能婉愉孝养，视无形，听无声，则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愿诸弟坚持此志，日日勿忘，则兄之疚可以稍释。幸甚幸甚。书不十一，余俟续具。
兄国藩手草
评点 不可帮钱垫官之亏空
从表面上看，清王朝对官员银钱上的事管得很严，康熙为追查欠款，不惜得罪元老重臣，雍正更是对此铁面无情。朝廷不仅对欠款归还要求甚严，即便是公务上的亏空之款，也要主管官员负责弥补，哪怕该员为此变卖家产，朝廷也不管。曾氏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间曾有一封家信谈到，近日朝廷盘查国库，其间有九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的亏空，历任库官及查库御史因此而全部革职，革职后尚且要分摊赔偿。湖南有三个官员被摊上了。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曾做过查库大臣，三年前已过世，其子孙亦不能逃过此劫，需得赔银三千两。
这封家信里说的是湘乡县政府公款的亏空事。湘乡县令朱石樵在士绅中的口碑较好，而对着一万六千两银子的巨额亏空，有乡绅表示愿意采取分派方式为其筹款弥缝。
以曾氏此时湘乡籍第一京官的地位，曾府自然是乡绅之首。若办此事，必得请曾府的老太爷竹亭公或家政的实际主持人四爷出面不可。这是一桩大事，家里写信到北京，与曾氏商量，曾氏以“万不可出力”的话予以断然否定。
依笔者推断，湘乡曾府的几个爷们心里是很想为头来操办此事的。因为这中间大有好处。一则大大地讨好了县令。一县之令乃百姓的父母官，全境都在他的掌管中，与县令结下这等深厚的情谊，今后什么事不好办？二是通过此事的办理，真正奠定湘乡士绅首领的地位。眼下的“乡绅之首”，毕竟只是靠大爷的官位定的，实实在在的首领地位，还要依仗经办实事来确立。曾府在家的四条汉子，年长的三十一岁，最年轻的也有二十三岁了，都在热血躁动的青春期，一个个不安本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露一手。办此事，正是满足他们表现欲望的一个极好机会。第三，这分派筹银的事，打交道的是现银现钱，内中的绝大油水是明摆着的，只需略施小计，白花花的银子就会打下曾家的印号。但是，远离此事的大爷则头脑清醒，他以“深谋远虑”来开导诸弟：一、此举将得罪一大片人；二、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头，以后湘乡的县官们都将援引为例；三、于朱县令未必有实际作用。但大爷的信并未能止住家中诸爷的好名好利之心，容稍后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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