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侯四弟左右：
前寄一缄，想已入览。近日江浙军事大变，自闰月十六日金陵大营溃败退守镇江，旋退保丹阳。二十九日丹阳失守，张国樑阵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将军、何根云制军退至苏州。初十日无锡失守。十三日苏州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复，无兵无饷，又无军火器械，贼若再至，亦难固守。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润帅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二者苟有其一，则目下此间三路进兵之局不能不变。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顾此而失彼；贼若得志于江浙，则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吾意劝湖南将能办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界，免致江西糜烂后湖南专防东界，则劳费多而无及矣。不知湖南以吾言为然否？左季高在余营住二十余日，昨已归去。渠尚肯顾大局，但与江西积怨颇深，恐不愿帮助耳。沅弟、季弟新围安庆，正得机得势之际，不肯舍此而他适。余则听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无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恨，斯为大幸。
家中之事，望贤弟力为主持，切不可日趋于奢华。子弟不可学大家口吻，动辄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习于骄纵而不自知。至戒至嘱。余本思将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作一寿屏为贤弟夫妇贺生，日内匆匆，尚未作就。兹先寄燕菜一匣、秋罗一匹，为弟中外称庆。其寿屏亦准于五月续寄也。又寄去银五十两、袍褂料一套，为甲五侄新婚贺仪。嗣后诸侄皆照此样，余去年寄内人信已详之矣。弟身体全好否？两足流星落地否？余目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即效，比试行之。诸请放心。即问近好，并祝中外大寿。
评点 左宗棠乘时而起
咸丰十年正月，左宗棠因樊案出走，三月初在河南襄阳接到胡林翼的密信。胡信上说，京师含敌意者多，未必可居，不如来英山老营住一段时间。当时，胡的前线指挥部设在鄂皖交界的英山县。左遂返身南下，在英山住了一个月。闰三月二十六日，他又来到曾氏的指挥部——安徽宿松，同来的还有李元度。
左宗棠咸丰二年出山，八年来为湖南为湘军做出的贡献极为巨大，但朝廷并未授他实职性的官职，依旧只是个师爷。在这一点上，他的命运几乎与曾氏一个样。曾氏创建湘军，转战沙场，八年间也未曾有一职一衔的晋升。与他们相对应的是，许许多多才干远不及的人却借这场战争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咸丰年代中枢执政者的纰漏。
朝廷的名器，本是为具有朝廷所需要的才干者、对朝廷做出过贡献者准备的，才干大、出力多的人享受大名大器，如此方能笼络英豪而服天下人心。但恰恰是曾、左这两个才大功高的人，“名器”一直远离他们。作为中枢的总头领，咸丰皇帝难辞失察之咎。
曾氏是个有心学圣贤的人，在经过一番大彻大悟之后明白了黄老之术的妙用。左却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葆真率性而不愿强行压抑自己，对于中枢的不公平，心里早憋了气，加之樊案出来，负气出走，是完全符合他的一贯性格的举动。
左是否不想再做幕僚了？他此时有两个想法：一是在曾氏帐下自领一军，建实在的功业。当时有人讥讽他只会纸上谈兵，不能实地作战，自负甚高的左决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予以回击。二是回湘阴东山老家去重做隐士。他将这两个想法与胡商议时，胡建议他自领一军。他与曾氏商议时，曾氏则劝他不要多此一举。（见曾氏致湖南巡抚骆秉章信：“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他本是想借助曾氏的，但曾氏拒绝了他，只得作罢。
四月初八，曾氏在宿松接到一道上谕。上谕里有这样一段话：“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省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鉴于东南局势的危急和左的军事才干，咸丰帝宽免了左，并打算继续用他，提出两个方案来与曾氏商量。朝廷也同时将这两个方案与胡林翼商量。
这时左正在宿松曾的军营中。从曾氏日记中可知，曾氏对左十分器重，每天与左畅谈多时。曾氏年谱中说：“左公宗棠留营中两旬，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除谈军事外，他们也还互相交谈处世治家的体会。曾氏四月初四的日记中载：“夜又与季高久谈。季高言，凡人贵从吃苦中来。又言，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多见道之语。”
可见，此时曾左之间关系融洽。
对于咸丰帝的垂询，曾氏是怎样回答的呢？曾氏答：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俾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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