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别给吉字大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军、正字营以及长江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淮扬水师统领们下达裁军的命令，限他们在十五天内到江宁城禀报本营裁撤步骤。又给李鸿章、左宗棠发出咨文，通报这个重要情况。
几天后，城内城外的吉字营五万陆军和从大胜关到草鞋峡的长江水面上的两万水师，无论将官和勇丁，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裁军的事。从心情上来说，有不少人愿意早日脱下戎装，回籍与家人团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岁大了，厌倦军旅生涯；有的是打金陵时发了大财，急于回家去做财东地主；也有的从军十多年，经事多了，阅历广了，对连年无休无止的战争的思考也逐渐深化起来，尤其是金龙殿前那场亘古未闻的自焚悲剧，更强烈地刺激了他们：都是骨肉同胞，为何要这样你死我活地互相残杀？他们不可能得出什么明确的答案、合理的解释，只有离开了事，如此，心灵方可平衡一些。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不想离开湘军回原籍。多年的军营生活养成了他们飘泊、冒险、嫖赌、斗殴、吃现成饭、用大把钱的习气，他们不屑于再做单调、贫寒、勤俭、规矩的乡下佬。这批人多为没有抢到大量钱财的普通勇丁。至于将官，则几乎无人赞同撤军。将官的威风，来源于他手下成百上千的勇丁。一旦撤离了军营，回到老家，昔日的威风便大半丢掉了，就连一个小小的什长，在军营里也管十个俯首帖耳的弟兄，回家后，哪来的这些人听他的支派？因为这些原因，撤军的命令下达十来天了，江宁城内外数百个营哨，没有一点执行命令的迹象。社会秩序反而更坏了，抢劫、群斗、杀人、放火、强奸、滥赌等恶性事件到处发生，全都是吉字营勇丁做的案。各级军官不但不管束，反而参与其事。
吉字营统帅曾国荃原本就不赞成大哥这种自剪羽翼的做法。这个从小就在荷叶塘出了名的犟九爷，一贯认为天地间是强者的世界，而乱世中的强者，就是握刀把子的人，有了刀把子就有了一切。当年，他就是凭着这个信念积极募勇建营，奔赴与太平军作战的前线，而且也用这个信念去教育他手下那批营官哨官。这些年来他已尝到了手握刀把子的甜头，岂愿轻易丢弃？况且大哥的自剪羽翼，第一刀便是要剪掉吉字营。眼下长毛未净，捻乱方炽，正可利用这个作为借口，加强湘军力量，拥兵自重，即使不想造反，也不能让别人欺侮自己呀！
曾国荃这个观点在吉字营中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正是代表了各营新贵们的想法。现在，尽管统帅已离开军营回籍，部属们仍奉行这种观念。死的死，走的走，吉字大营留在江宁城里受封职位最高的要算骑都尉朱洪章了。于是彭毓橘、刘连捷等人推举朱洪章到督署，抬出欠饷一项来与曾国藩摊牌：撤军可以，但先得拿出一百万银子出来，把欠饷发下，否则，对不住提着脑袋血战多年的弟兄们。曾国藩明知吉字营官勇有的是钱，根本不在乎这点欠饷，但又不能点破。在朱洪章貌似充足的道理面前，曾国藩竟然一时语塞，因为他根本就筹集不出这笔巨款来。
朱洪章占了上风，回去一鼓动，吉字大营官勇们抗拒撤军的劲头更足了。他们借酒撒野，有的破口大骂朝廷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有的甚至公开扬言要扯旗造反。曾国藩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又恨又怕，心中烦躁不安。几天后，他收到了李鸿章的信和闽浙督署的公函。
李鸿章的信竭力恭维恩师此举为旷代奇闻，上合天心，下孚众望，务必排除万难坚决进行下去，以达到预期目的。又说淮军理应效法湘军大量裁撤，只是目前各营都在追杀长毛余部，还不到撤的时候，且恩师当年说过，要以淮民平淮捻，淮军作为淮民的团勇，不能须臾忘记自己的职志，待到天下乂安，干戈化为玉帛之时，他一定要把全部淮军一个不留地撤掉。
湘军统帅的高足，与他的恩师既有相像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他不畏人言，办事也没有太多的顾虑。他亲手创建的淮军，决不能在自己的手里撤除，也不容许别人插足。在他的眼里，淮军正好比丽日中天，兴旺已极，且今后还有大显身手的时候，如何能撤？至于以后全部撤掉云云，那不过是附和恩师心思的几句漂亮话而已，原不是他的本意。恭维撤军的背后，深藏着他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湘军撤除了，今后淮军便独步天下，再无抗衡的力量了。况且还可以趁着这个时机，把湘军中那些会打仗的将官吸引到淮军中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真是淮军壮大的良机！
闽浙总督衙门的公函说的全是左宗棠的话：楚军别是一军，受朝廷节制，与湘军无关，撤军是湘军的事，楚军不过问，亦不会仿效；撤与不撤，当以朝廷下达的圣旨为断。
曾国藩撤湘军，原本就不指望淮军和楚军效尤，这两封函札，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倒是吉字营将官的反对和城里勇丁的胡作非为，引起他的严重不安。张运兰、萧启江来到江宁，诉说撤军的千难万难。老湘营、果字营的欠饷更为严重，官勇们扬言，朝廷若不补足饷银，他们就不离开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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