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超从闽赣边界之地飞马来江宁。他对曾国藩说，前不久赵烈文奉命表示霆军暂不撤，现在忽然又要撤了，大家都没准备，而且还有一半的欠饷未发，如何向弟兄们交代？
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宁国水师统领李朝斌也乘快艇前来禀报：水师官勇一贯清苦，长期在水上栖息，大部分都染上了风湿病，如今要裁撤回籍了，弟兄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补足历年欠饷，二是发放一点伤病费，以便老了不能种田了，能有一口饭吃。曾国藩听了心里冷笑：欠饷都不能补齐，何谈伤病费！水师有伤病，陆军就没有伤病？
湘军的裁撤是如此艰难，使两江总督一等侯又一次陷于困境。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裁撤一事都是势在必行，绝不能有丝毫动摇，也再不能像前段时期那样暂缓了。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湘军各个军营都有欠饷，这是事实。不过，他心里有数：这些年来，有几个勇丁不发财的！将官就更不用说了。财路来自于抢掠和打胜仗时的战利品，几两银子一个月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很次要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刑峻法。
严峻到哪种地步呢？曾国藩紧锁三角眉，在书房里踱步思索。突然，他想起了十年前在王衙坪接受船山后裔赠剑的席上，老岳父送给他的那首古剑铭：“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曾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曾国藩本人的心灵也很长时期深为不安，后悔自责过多次，并暗地作出决定，这种杀戮不可多用。从那以后，在自己人的面前，他将这把统帅权力之剑深藏若拙了。现在看来，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动用第二次了。
拿谁的头颅来作号令呢？他在心里一个个排了队。反对最烈、闹得最凶的是吉字营的朱洪章、彭毓橘、刘连捷这些人，他们都是第一批冲进金陵城的大功之人，蒙受皇上天恩重赏的英雄，岂有杀他们的道理！霆军功震天下，刀也不能架在鲍超的脖子上。张运兰、萧启江都是复出初期的擎天之柱，且一向忠心耿耿，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杀他们，等于砍自己的手脚。就这样排来排去之后，排出了一个人来，此人就是驻扎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他觉得韦俊的头颅，是最适宜借来一用了。曾国藩并非完全是为了眼前的急需，实在地说，这些年来，他对韦俊的怀疑、戒备从来没有消除过。
韦俊献池州府投降湘军后，曾国藩把他派到安庆前线，暗地嘱咐曾国荃把他置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前沿。曾国荃对韦俊是又疑又惧，便把他安排在安庆战场的北部，专用来打太平军援救安庆的部队。一个月前还是天国的左军主将，而现在却对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举起了屠刀，韦俊的良心受到了沉重的谴责。那一声声“叛徒”“反草恶鬼”的咒骂声，不断从对方的营垒传来，扰得韦俊和他的一班子心腹们神魂不宁、羞愧难忍。终于，血气方刚的韦以德忍不住了，他背着韦俊，联络几个弟兄，愤恨地脱下湘军的衣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骑着快马，扬鞭离开军营，企图西去湖北，再转道回广西老家，却不料被吉字营的哨兵发现了。曾国荃派出一支百人轻骑，将韦以德等人抓了回来。韦以德和他的弟兄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行径，曾国荃气得要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斩首示众，慌得韦俊急忙派人去东流向曾国藩求情。见到大哥的亲笔信后，曾国荃才勉强放了人。
曾国藩洞悉个中缘故。恰好那时寿州练总苗沛霖与在籍办团之员外郎孙家泰构仇，围攻寿州城，他便把正字营调到寿州征讨苗沛霖。四年来，韦俊先是打苗，后来又打捻，虽未大败过，却也只是战功平平，全没有昔日两下武昌、雄踞池州府的气概了。韦以德的出逃，以及整个正字营这几年打仗的劲头，使曾国藩对韦俊更为怀疑。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韦俊，一直心情郁郁；正字营也便成了湘军中装备最差、欠饷最多的后娘崽。韦俊因此对曾国藩不满，接到裁军命令十天了，他仍按兵不动，也没有去江宁禀报。
这天，一封从江宁来的急件递到庐州府军营。韦俊拆开看时，正是曾国藩催他前去禀报，并关照他带上康福送的那副云子，晚上要和他围几局；又说江宁虽有上好的棋子，总不及那副亲切，见它如见康福。曾国藩眷念故人之情使韦俊想起了当年劝他投降的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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