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艮寅说：“梁先生的指教我明白了。还有一事我想请问。《春秋》一书非改制之书，而是用制之书。如视其书为改制之书，视其人为改制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孔子修《春秋》乃为鉴于乱世，不得已而为之。故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是知其为用制非改制，知其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罪我者，是罪其为改制非用制，为自用自专之人。梁先生，学生对《春秋》的理解，是对还是不对？”
梁启超略作思考后说：“你的这番议论似是而非。大约《春秋》所说的制度有四种：一为周之旧制，一为三代之制，一为当时列国所沿用之旧制，一为孔子自制之制。就拿你刚才提出的讥世卿一条来说，内有伊尹尹陟是三代，乃世卿也。周有尹氏、刘氏等，是周世卿。晋有六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是当时列国世卿。至于讥世卿而主选举，乃孔子所改之制。光从这个例子来看，就不能说孔子非改制之人。按照你的认识，似乎改制为可罪，这是极守旧的观念。凡制度，无所谓不能改变的。泰西人时时改制，故而强盛，中国人则终古不改，故而弱弊。本来一时之天下，有一时之治法，欲以数千年蚩蚩之旧法，处数千年以后之天下，一日之安宁都不可得。因时改制，正是孔子的功德之处，也是《春秋》一书的精义所在。你可再读读南海先生的《孔子改制考》。”
唐才常
师生二人说得正兴浓，仆役进来报告：“学台大人来访。”
梁启超起身说：“松坡，你今天提的这几个问题都很有意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好学深思，乃是求取真知的好途径。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你有什么疑问，随时来找我讨论。”
“谢谢梁先生。”蔡艮寅恭恭敬敬地向他最为敬慕的老师鞠了一躬，捧着札记簿出了门。
江标奉调进京在总署章京任上行走，特为来时务学堂向大家告别。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陪着他进了大门，正好与梁启超碰上，便一起走进了梁启超的备课室。
江标深情地望着梁启超说：“卓如先生，我真不愿意离开长沙，离开你们和时务学堂，这几个月是我三十七年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岁月。”
梁启超也动情地说：“来长沙这段日子，得到学台大人的处处照顾，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熊希龄也说：“时务学堂能有今天的兴旺，多亏了江学台和陈抚台等人的大力支助。”
江标说：“维新事业还才刚刚发轫，你们都只有二十几岁，真正是少年英才，振兴大清的伟业，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熊希龄说：“我们尚年轻不更世事，大人正当盛年，圣眷优渥，此去京师位居要津，大人一定会为维新变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江标笑着说：“我们一起为国家出力吧！”
仆役进献香茶，大家边喝茶边闲聊。江标看到梁启超桌上摆着一个一尺余长六寸余宽的大菊花石砚，双手托起，但见浅灰色的石砚里清晰地现出一朵大如绣球的菊花，花朵怒放，花瓣娇美，不觉脱口赞道：“好一块难得的菊花石！”
信手翻看背面，只见上面用红漆题了一首砚铭：“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铭文后面有一行小字：“谭嗣同丁酉冬于长沙时务学堂。”
江标哈哈笑道：“原来这方菊花砚如此不平常，把当今维新三子联结在一起了。”
唐才常说：“卓如天天写字，苦无好砚台，正好我的一位朋友近来访得一枚少见的好菊花石，便央求一个雕了六十年菊花石的老匠人琢成了这方石砚。复生知道了，说我来写几句话放在上面吧，作为你们二人以石订交的见证。”
谭嗣同说：“铭文是写了，还没有一个好石工镌刻。”
江标忙说：“岂能找寻常石工，此事非我莫属。”
梁启超惊道：“江大人还会这门子手艺？”
江标喜道：“我正愁挤不进维新三子之列，天赐我良机，三百年五百年后，后人看到这方菊花砚，也知道江某人曾与大名鼎鼎的复生、卓如、佛尘为过朋友。”
一句话，说得三人大为感动。梁启超忙打开屉子，找出几把大大小小的刻刀来说：“这刀虽不太好，还勉强用得，大人快一展绝技。”
“刀子只要锐利就行，其他都可不论。”江标从中选了一把小的，用手指试了试刀口，点点头说，“就这把吧！”
说完捧起砚台就往袍服上一放，慌得熊希龄忙说：“莫弄脏了衣服，我去找一个围裙来。”
一会儿工夫，熊希龄从厨房借来一件干净布围裙，帮江标系好。江标将砚台夹在两腿之间，顺着谭嗣同的笔迹刻了起来。
江标从小跟着父亲学治印，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只见他奏刀砉然，石灰骤起，不到半个钟头砚背上的朱漆全部不见了，代之以深浅粗细均为适度的一片阴文，大家都叫好。江标停刀，上下看了看，又在砚背左下侧上加刻四个字：江标镌刻。
“好！”熊希龄赞道，“石头绝，铭文绝，刀工绝，可谓三绝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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