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张勋就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在徐州召开了有十三个省军政头领参加的结盟会议，张被推为盟主。这个徐州联盟俨然成了中央政府与西南军务院之外的第三个政治势力。张勋的辫子形象早就引起了康有为的兴趣。康有为这几年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继续鼓吹他的保皇理论，又自任孔教会会长。康梦寐以求溥仪复位，这时便把期望寄托在辫帅身上。康与张一拍即合。张称康为文圣，康称张为武圣，相约以复辟清王朝为他们共同的圣人之业。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准备，一个好机会终于让他们等来了。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在国会的支持下，黎终于免去了段的国务总理之职。段不买账，通电各方，宣称免职令未经他副署，不能生效，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概不能由他负责。
几天后，安徽督军倪嗣冲首先通电宣告脱离中央。紧接着奉督张作霖、鲁督张怀芝、闽督李厚基、豫督赵倜、浙督杨善德、陕督陈树藩、直督曹锟相继宣布独立。张勋趁此机会以十三省联合会的名义电请黎元洪退职。
黎元洪陷于困境，请徐世昌进京调和。徐提出得先解散国会，否则不可着手。黎又请梁启超帮忙，梁以“退处海滨，与世暂绝”答复。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辞职，许多议员不出席会议，国会已成瘫痪。新任命的国务总理李经羲因此也不敢就任。黎元洪一筹莫展。这时，张勋托人传话给黎，说只要请他进京，一切问题都可解决。黎遂邀张进京。
张勋的目的不在调停而在复辟。在勒令黎解散国会后，张带领五千辫子军开进北京。过几天，文圣康有为带着一大叠早已为溥仪代拟的古文诏旨进了京师，住在张勋的私宅里。
张勋进了北京后电邀杨度进京。杨度风闻康有为是这次行动的主谋者之一。康是一心要为爱新觉罗家族效忠的死硬派，与杨度的君宪主张并不完全一致。杨度和夏寿田商量后，决定暂不进京，在天津静观北京政局的变化。
康有为进京的第三天，北京城里一夜之间忽然挂满了龙旗。老百姓们都惊疑不安：已经五六年不见的大清国旗怎么又挂出来了，莫非皇上又要坐龙庭了？
正是这样。七月一日凌晨，在张勋、康有为等一班文臣武将的簇拥下，十二岁的溥仪再次登基做皇帝，宣布正式复辟。同时，一道道的复辟诏令接连颁布：改国体为君宪制，改国号为大清帝国。废止公历，奉夏历为正朔，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废除新刑律，恢复宣统元年颁布的旧刑律。
新内阁也公布了。张勋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洪宪帝制骨干张镇芳为度支大臣，雷震春为陆军大臣。接着便是委派各省巡抚、提督，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瞿鸿、升允为大学士，封张勋为忠勇亲王，封黎元洪、冯国璋、陆荣廷为一等公。所有大清王朝一切礼仪概予恢复。
黎元洪原以为张勋是帮他调和政局的，却不料辫帅来这么一手，他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并责成段举兵讨逆，派秘书火速送到天津段的手里。在总统府里召开了一个应急会议后，黎化装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段祺瑞偕同梁启超连夜来到天津南郊马厂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段自任总司令，梁等任总部参赞。
北京的这场变局不仅得不到杨度的支持，反倒使这个研究宪政十余年、一再声称忠于君宪信仰的旷代逸才猛然间清醒过来。张勋玩弄的这场君宪把戏，无非是借一个皇帝的名号来为自己取得宰割天下的合法权利。他以遍地皆是的大大小小的官职满足那些利禄之徒的欲望。至于废止公历，一切采用旧仪，起用一大批行尸走肉般的旧人，则完全暴露了张勋等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愚昧无知。这哪里是在行君宪，这简直是一场丑剧闹剧，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是野心家们挂羊头卖狗肉的大暴露。失败是毫无疑义的。
前清的君宪由于满人的极端狭隘自私而付之流水，洪宪的君宪由于袁世凯的用人错误而毁于一旦，这是第三次了。君宪制在英国、德国、荷兰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日本更赢得了无比的辉煌，但在中国却是三次失败的记录。
回忆三次失败的历史，杨度对中国的君宪彻底失望了。因为张勋这段时期来与自己的特殊交往，他担心随着政变的失败，人们又会将矛头指向他，怀疑他在背后策划，应该在他们闹得最凶的时候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杨度给黎元洪、李经羲、冯国璋、陆荣廷及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张勋、康有为发了一个电报，指出由共和改君宪，其势本等同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才能得到中外之同情国人之共仰，使举世皆知此改变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之尊荣。而这次事变，完全与革新进化背道而驰，本人决不能赞同。最后，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向世人宣布：
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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