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快活地对春兰说：“你去准备夜宵，今夜我和几位老爷有大事商量。”
深知丈夫脾性的王夫人无奈地对着张、陈等人苦笑着说：“真是拿他没办法，只要有件大事在他面前，他立刻就会精神陡长。事情一完，也就瘫倒在床了。”
说罢带着春兰出门张罗去了。
张府客厅里，四个地位不高却对国事异常关心的官员继续谈论着。四人一致认为，崇厚所签订的这个条约决不能答应，同时决定办两件事：一是约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城南龙树寺开一个会，声讨崇厚的卖国罪行，联合上一个折子给太后、皇上，恳请否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二是四人每人各自再上一个折子，详细地申述对此事的看法。
直到子初时分，张之洞才用自家的马车将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送出府门。
二、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城南宣武门外龙树寺，一个声讨崇厚卖国罪行的小型集会就要在这里召开。出席这个集会的，除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外，还有近年来在京师官场颇为活跃的几个人物，他们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刑部尚书潘祖荫、翰林院侍读黄体芳、江南道监察御史邓承修、翰林院编修吴大澂，还有张之洞的内兄王懿荣。这是京师官场上一个松散的团体，除邓承修一人外，其余的全是翰林出身。他们身份最为清华，关心国事，议论朝政，崇尚气节道义，憎恶贪官污吏；在对外交涉中主张强硬态度，反对妥协。这些共同的志趣把他们结合起来了。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也常常采取联合上折的手段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在官场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朝野内外将他们比之于前代那些负时望的清高士大夫，称之为清流党。“流”与“牛”谐音，于是人们又戏称之为青牛党。青牛之角是张佩纶、张之洞，青牛之尾是陈宝琛，青牛之肚是王懿荣，青牛之鞭是宝廷，其余者是青牛之皮毛，而牛头则是给张之洞题字的高阳李鸿藻。
历史上有个有名的高阳酒徒郦食其，但他的籍贯高阳却不在直隶。这位直隶高阳李鸿藻既不饮酒，又不张狂，是一位粹然纯正的理学［理学：也称“道学”，是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融合而成的儒学新体系。它重在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以“道体”和“性命”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主静”“居敬”为存养工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圣”为目的。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门徒。李鸿藻二十二岁中进士入翰苑，三十岁充任时为皇子的载淳的师傅。载淳登位后，慈禧命他值班弘德殿，依旧每天为小皇帝授书，不久入值军机处，升礼部右侍郎。这时，他的母亲病逝了。
依当时的规定，朝廷官员的父母去世，本人应开缺回籍守丧，三年期满后再申报朝廷，等待补缺。丧期不但无官职，且无俸银，又影响以后的升迁，这是官员们都不愿意遇到的事情，故而甚至有匿丧不报的事情发生。倘若这个官员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不能离开，朝廷便会命他移孝作忠，不离职守。这是朝廷对个别臣工的一种极其特别的礼遇，通常情况下是绝对得不到的。皇帝正在求学阶段，功课不能耽搁，两宫太后援雍正、乾隆年间大臣孙嘉淦的故事，命李鸿藻只守百日丧，百日后仍授读弘德殿，并参军机。但李鸿藻不领皇太后这份情，坚持请求开缺回籍守丧。太后不允，他请大学士倭仁替他代为奏请。太后还是不允，命恭王亲自到他府上慰勉。这样大的一个面子，李鸿藻仍不领，再次上折，声称自己方寸已乱、身心俱碎，不能授读，只能回籍。两宫太后拿他这个书呆子真没办法，只得同意。
过了几年，慈禧母亲去世，方家园承恩公府（方家园承恩公府：即慈禧太后的弟弟承恩公桂祥的府邸。此处在明代曾为方家园，园废后在原址修建了一座净业庵，咸丰年间都统胜保在净业庵旧址上建了宅第。同治初年，胜保获罪被清廷赐死，此府遂转赐予承恩公桂祥。）大办丧礼。这正是文武官员们向大权独揽的西太后讨好巴结的良机，所有官员都去吊唁，竞相送上厚礼，独独身为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的李鸿藻不去。慈禧心里虽不悦，但也不好说他什么。
李鸿藻便这样以他的迂直正派、年高德劭而受到崇尚义理的官员和士大夫们的敬重，自然而然地处于清流党的领袖地位。今天，他以六十岁的高龄早早地来到龙树寺，方丈通渡法师欢天喜地接待着这位须发皆白的活菩萨。
京师清流党的骨干们常常聚会议事，但一般都在达智桥胡同里的杨忠愍祠，这是因为他们都崇仰以文字来跟严嵩做斗争的杨继盛，那位明代前贤是他们心中的偶像。这段时期杨忠愍祠正在修缮，于是他们想起了龙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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