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记得！”张之洞说，“为此还招来一道指摘的上谕。只是后来全力办铁政去了，顾不上办湖北新军，这批人也没好好用。”
“不瞒你说，我当时就藏有远图，只是未向你挑明罢了。六年过去了，那批军官已满身暮气，不能有所指望了。”
桑治平在心里叹了一口气，颇为当年的“远图”未酬而遗憾。张之洞瞪大眼睛看着，等待他的下文。
桑治平压低嗓音：“我们大清国，其实从嘉庆年间开始，就进入了乱世。乱世中靠的是什么？就是靠军队，有军队就有名位事业；无军队，则头上的乌纱帽总提在别人的手里。曾国藩当年在江西处于进退维谷的场面，借奔父丧来摆脱困境，但朝廷为什么在守丧仅一年便又叫他复出呢？不是因为他会打仗，而是因为湘军是他的。朝廷起复他，不是看重他曾某一个人，而是看重他手下的十几万湘军。李鸿章为什么能长保富贵尊荣、普天下的清流都骂不倒他？就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支从淮军转化过来的北洋水陆两支军队。同时代对付长毛的，如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为什么四处流动、一事无成？就是因为他手下的军队，不是家生而是抱来的犬。袁世凯正是吸取了他袁家的祖训，改弦易辙，走曾、李的成功之路。”
张之洞听了这一番话后，终于忍不住了：“仲子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是不是要我借着这个好机会，把自强军办成张某人家养的猎犬——张家军？”
“香涛兄，”桑治平面色庄重地说，“我知道，以我们之间十多年的相知和今日的关系，我说的话即便你不赞同甚或反对，都不会怀疑我的用心。”
“这是自然的。”张之洞平静地点了点头。
“那我跟你说几句或许你听了不大顺耳的话。”桑治平有意停了一下，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儿女亲家，见他在凝神听着，便认真说下去，“自从甲申年来，你致力于洋务事业，将中国徐图自强的希望寄托在你所办的那些洋务局厂上。你的用心很好，为此花费的精力也很令人钦佩，并且已见成效。但说句实在话，里面的问题很多，有人甚至悲观地认为，不要说难以让中国自强，就连这批局厂本身能办得多久都还成问题。”
张之洞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个话，我也风闻过。但既想要办大事，又想不要听到反对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洋务这种自古以来所没办的大事。总不能因有人怀疑，我们就不办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向都全力支持你办洋务局厂。问题不少也是事实，这桩事今后可以请蔡锡勇、念礽等人来细细商讨，我今夜也不跟你谈这码事。我是说你办局厂是对的，但局势有可能不会让你顺利办下去。”
张之洞盯着桑治平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干脆说白吧！”桑治平略作停顿后蹦出一句硬邦邦的话来，“依我看，局势极不安宁，说不定更大的混乱就要出现。今年春天京师的‘公车上书’，在全国官场士林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朝廷失去威信，民心浮动，这是大乱将至的征兆啊！”
桑治平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的今年春闱前夕，在京应会试的各省举子，听说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条约后，群情激愤，在广东举子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一千多名举人集会抗议，又一起来到都察院请代为递交上奏朝廷的万言书，请求朝廷拒绝承认这个卖国的条约。千余公车联名上书，是史无记载的大事。这一事件很快便由京师传遍全国各地，激荡了一股从上到下、从官场到市井的久违的爱国正气，身处江宁的两江总督张之洞怎能不知？当年的清流砥柱是从心底里同情这批公车的热血之举的。不过，他并没有将此与大乱将至联系起来。
张之洞皱着眉头问了一句：“有这么严重吗？”
“我看差不多。”桑治平肯定地说，“大乱来到的时候，局厂还能办下去吗？你再想办也没法办啊，到那时真正管用的是军队。有兵，才可以平乱；带兵的人，才是国家的主心骨。但愿不再有长毛、捻子的事出现，如果万一出现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不希望看到袁世凯和他的定武军独占风光，我盼望你能做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自强军就是昔日的湘军、淮军。”
“你是叫我不要做别的事情了，就像过去的曾国藩、现在的袁世凯一样，全副心思来办自强军？”
桑治平慢慢地说：“我想，你也可以这样去做，把洋务交给别人，而自己一心一意办军队，把自强军牢牢地握在你的手里。”
“我今年五十八岁了，曾国藩办湘军时才刚过四十，袁世凯只有三十五六岁，我这把年纪了，能和他们比吗？能天天跟那些小伙子一道去操练演习吗？”
“你可以不和他们一道上操场，但你可以和他们一起住营房。如果你去的话，我陪你去住。”
张之洞笑了，说：“那也不行。曾国藩那时只有办湘军一件事，袁世凯也只有一个督办军务的专职，我身为湖督又身兼江督，我怎么可以甩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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