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巢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境内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即使极北之地幽州，也概莫能免。幽州，接近蛮夷之地，作为中华的边缘，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这里设置了卢龙军，派重兵把守。幽州向北，居住的就非我族类，乃蛮人契丹部落。几乎每年契丹人都会骑马南下幽州烧杀掳掠，来去如风，极难抵挡。
中原战乱不休，幽州也屡易其主。公元894年，原卢龙节度使被李克用驱逐出境，幽燕大地迎来了新主人刘仁恭。刘仁恭一到每年秋天，趁天干物燥，见到草地就烧。他不但在幽州境内放火，还屡屡跑去契丹境内纵火。契丹人饥马乏，各种野蛮攻击大为收敛。
遏止了敌国外患之后，刘仁恭以幽州作为根据地，打起了附近各镇的主意。沧州离幽州最近，驻守沧州的义昌军节度使是个很不中用的东西，刘仁恭的儿子刘守文率领大军偷袭沧州，轻易得手。
草头将军刘仁恭拥有两个军镇之后，就加收赋税，搜刮民财。他推出两项前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政”。第一项是茶叶专卖。幽州不产茶叶，因此民间所需的茶叶都是从南方运来的。刘仁恭对外来茶叶禁运，然后派人到山上摘一些树叶回来充当茶叶，卖给老百姓。第二项新政更是匪夷所思：他用黏土烧制了一批泥钱，然后声称要铸造新钱，把治下幽、沧两州的铜钱全部收集起来。其间流通需要钱，就用他那些泥钱代替。
推行这两项“新政”的难度可想而知。“茶叶”专卖还好说，刘仁恭仗着手下几万兵马，不让外地商人进入幽、沧两地。他治下的老百姓要饮茶，只有向他买树叶回去泡。币制改革就更难推行的了，用真金白银从他那里换回一堆泥巴，谁愿意啊？因此，刘仁恭推行“新政”遇到的阻力很大。但是，他可不管老百姓乐意不乐意，令手下士卒闯进民宅，把老百姓的铜钱搜出来，强行换成泥钱。
刘仁恭的“新政”在和沧州同属义昌军的瀛州景城推行得相对顺利。刘仁恭本来就是从瀛州景城开始发迹的，当年他在卢龙军做将校，立了些微功之后以一介武夫任景城县令，在那里外行领导内行。后来幽州发生兵变，沧州、瀛州被他人夺得，前不久刘仁恭才夺回来。昔日上司成为了幽、沧两地之主，尽管连出苛政，景城的老百姓知道没法反抗，只得顺从。
野心勃勃的刘仁恭把幽、沧两地的老百姓榨干了，稍作休整之后，进攻附近的魏州。驻守魏州的天雄军节度使罗绍威不敌刘仁恭，连忙向朱温求助。朱温派出大将把幽州军打败，一连攻下了瀛州、莫州等原来刘仁恭已经占据的地盘。
却说瀛州景城城郊有个冯姓聚居的村庄，在当地是个大族。族人大多数在村里修理地球，但是也不乏出外经商、甚至做官的。只不过这个家族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不少，但务农没见哪个务出个万元户，经商没见谁经出个著名企业家，当官更没人当上科级以上的干部，缺乏出类拔萃的人物。
这个村庄的里长叫冯良建，是个憨厚之人。里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这头衔在老百姓眼里是个官，按照中国的编制，其实并不是国家干部，不但没有福利，老了不能办退休，甚至没有正式工资。村长的基本工作就是配合上级征兵、向老乡们催缴公粮、军粮、干部粮、民办教师附加粮等。不过正因为这官是没人想做的，才轮到冯良建做，推也推不掉。
冯良建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室。大儿子已经另立门户了，现在和他住在一起的是小儿子冯道。冯良建在基层工作大半辈子，油水捞得不多，气受了不少，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再像自己一样劳碌奔波，就给儿子起了一个“道”作为名字。这个“道”，也就是黄老之道。
当年，图书馆长李耳先生博览群书，大悟大彻之后写下了《道德经》，阐述了“清静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观点。东汉末年，张道陵以李耳先生的《道德经》作为理论基础创造了道教。到有唐一朝，道教的地位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在民间，还是在高层，道教对佛教都有压倒性优势。经典道士虽然不多，著名的高级票友却一拉就是一大把，如李白、王维，甚至唐玄宗、杨贵妃等，都是道教的忠实信徒。道教是修今生的，佛教是修来世的。当时以修行苦练著称的道教分支全真教还没有成立，做道士可以锦衣玉食，享受人生，死后在天上还有一席之地。信奉佛教则这辈子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虽然据说只是这辈子辛苦一点，下辈子就可以好好享福了。但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谁希望自己的美好生活来得过晚呢？道教的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在大家的眼里，就是根本不用努力，却什么都能得到，何乐而不为呢。冯良建给儿子起了个道字，倒不是希望儿子长大之后做个职业道士，而是希望儿子像个得道之士一样无为而无所不为，而不是像自己那样卷入各种是非整天劳碌，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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