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子说过：“国家贫困衰弱，豪门富户崛起；君王的权力被削弱，而大臣的势力却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标志；农事活动适于四季，粮食储备充盈，军队精锐，疆域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是强国的特征。”而文子则说道：“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像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去好像很空虚；要灭亡的国家好像财货缺乏；能够图存的国家则好像储备有余。事实上并非如此：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并不是活跃兴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储备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而财货缺乏并不是因为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收入很少但各种苛捐杂税却很多的缘故。
什么是所谓的“四乱”呢？
管仲说过：“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所以说：“确立谁为天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猜疑；确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小妾猜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生疑。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生疑就会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争斗就会产生；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位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如果没有动乱的话，也是因为国王还健在，能够平息纷争，让大臣们有所畏惧，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则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此外，如果大臣猜忌国王，一定会影响国家的治理；而如果庶子猜疑家长的话，则一定会损害家庭关系。”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还说过：“国家的危亡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公卿和宰相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第二，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第三，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畏敌；第四，人民不关心生产。以上这些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作为最高领导者，如果法令严明，赏罚必兑，即使不用多少宣传口号，大势所趋下，国家也能达到大治；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兑，即使天天发号施令，也必然要大乱。”
为了进一步论述上述道理，作者在原文中还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讲话。管仲认为：“治理国家有三种武器，而国家衰乱则有六种隐患。如果英明的君王能够战胜衰乱的六种隐患，掌握治国的三种武器，那么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而昏君则因为无法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才使国家动乱。”那么治国的三种武器又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却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者，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那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震慑众人；没有奖赏不能让人为你效命。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原因在此：对这六种人来说，他们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羔，即使犯了戗金彩漆云龙鼓式盒法也可以逃避法律追究，即使无功也可以发财致富，这对治理国家是相当有危害的。有不守法也没事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有令即从；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便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便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做君王的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基础。
因此可以这样说：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依托，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即使上下手忙脚乱，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尧舜垂拱，无为而治，仍然雍容有余，这是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依托；胡亥、王莽奔波忙碌，都制止不了天下大乱，是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原因啊。
商鞅说过：“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只，而是因为兔子的归属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属所有已经明确。因此可以断定，确定名分（解决归属及所有权问题）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定，所有权不明晰，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而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而且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如果是治理的体制，治理起来就很容易了。因此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条件的国家，不治理那些体制本身而言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圣人制定法令，务必使法令通俗易懂，让老百姓清楚明白，从而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因为该杀的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因此，英明的君主顺着治理的体制去治国，才出现了天下大治的盛世。”
所以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因此如果英明的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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