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朗医师在学生时代除了勤读医学之外，同时也开始培养文学音乐的兴趣，他广读中外文学作品，由《水浒》《红楼》读到存在主义的萨特、加缪，由海明威、斯坦贝克一直念到台湾的乡土文学，连我与欧阳子几个人创办的《现代文学》他也看过。当然，在那个精神分析盛行的年代，他也曾涉猎过弗洛伊德的几本经典之作。他甚至认为一个好医师，不管是什么科，也应该是一位好精神科医师才对。因为精神分析可以帮助医师与病人讲话沟通的技巧。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是他的终身爱好，他对音乐不止于欣赏，而且还研究乐理乐谱，他在芝加哥行医时期，他是著名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忠实听众。此外，他还是一个影迷，每星期看一次电影，中外名片都看光了。我想吴德朗医师深厚的人文素养，以及他对生命、生活的热爱（他是个美食家，而且精于品酒），都是使他成为现代“儒医”的基本条件：使他深切了解“人”的问题，而不仅是人体的毛病。
医学教育一直是吴德朗医师《理想的国度》中重要的领域。他创办长庚医学院之前，曾在台北医学院、“中国医药学院”教学，在后者长达二十年，桃李满天下，吴医师的教学理念医术医德并重。他不仅要求学生在医理上受严格训练，更注重教导学生人格的修养和做人的道理。大概他认为，只精于医术，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一个好医生。他认为“医学是研究‘生老病死’的学问”。这个看似平常的道理，其实就是概括了人生最大最深的一门学问。医院本来就是一个“生死场”，“生老病死”都是医师每日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我常常在想，要当一名“好”医生，需要多么坚强的理性、勇气，同时又要怀有多深的慈悲与哀矜之心，来扶助病人经历生死大关，尤其是心脏科医师（在美国，心脏病是第一杀手），与死亡的接触如此频繁，对生命能不凛然敬畏？所以吴德朗医师始终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医师的对象是人，活生生的人。”他又说：“我治疗的是人，不是心脏。”我想可以这样说吧，在吴德朗医师的教育理念里，“医学”其实就是“人学”。“人本主义”是他医学教育的核心，病人、病人、病人，“病”字下面切莫忘了那个“人”字。
无论教育与行政的事务如何繁忙，吴德朗医师从来没有中断他作为医师的本职，他在长庚的门诊一直是挤得满满的。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医学理念是：医师可以从病人身上汲取最宝贵的经验。吴医师在他的病人身上，花了最多的心血。他自己年轻时在芝加哥期间患上肺结核，曾休养长达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对病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日后使他学会了如何给病人希望，对病人的苦难有感同身受的体认。吴德朗医师自称没有一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对待他的病人，却满怀着宗教式的悲悯。八十年代，他的病人中有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子女远在美国，老太太心脏衰竭，病得非常严重，看过几个医生并无起色，后来转诊到吴医师处，吴医师悉心替老太太治疗，把病情控制良好，又多活了六七年，最后老太太身体转弱，中风住院，人已昏迷。吴医师把老太太的子女们召集前来，解释给他们听，他们的母亲已没有生还希望。如果他们同意，决定不再给她拖延生命的治疗。吴医师告诉他们，他做出这个抉择自己也很痛苦，因为他也跟他们的母亲有六七年情谊了。两天后，老太太安详地离去。吴医师告诉家属：“对不起，我的能力十分有限……”出乎意料，家属竟然全体跪下，向吴医师致谢，令吴医师深为感动。医师对末期病人的最后职责，大概就是让他能安详地离开人世吧！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在美国心脏病突发，冠状脉堵塞，紧急开刀，做了绕道手术。那年秋天我回到台湾去看吴德朗医师，他替我做了详细验查，包括心电图等，他对我微笑说：“你恢复得很好！”那一次，他竟没有收费，不知道是否他看到我胸口上那道长长的疤痕，心有不忍，算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吧！但我回到台湾，就感到很安全，因为我知道，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心脏科权威在那里，可以做医疗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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