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祁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足智多谋、虑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总出格，在京官时就不断出位妄言，批评人时把京官“一网打尽”。到了地方，又不守成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中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时能给国家平乱，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
因此，朱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中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是彭蕴章。除了上面提到的“恐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蕴章在枢府日，唯阿取容，从无建白，外间戏以彭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处大捷，文宗临朝嗟赏。蕴章忽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师干，权力渐盛，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亦开口了。’肃顺将此语述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后来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致意焉”。
如果放在承平年代，祁、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二百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
因而，薛福成评他们“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以后，曾经专门给祁氏写信，其中说，“盗贼未稍息而将才屡失”，建议“吾师学究天人，荩念独深，固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祖制”，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将才”。可惜他们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
然而，这些迂腐无识的话，却偏能入庸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咸丰一听，悚然一惊，“默然变色者久之”。
可不是吗？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但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抵挡得往？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中闪过。”
咸丰马上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
但此时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怎么办？
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
“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霈兼署。”
就是说，曾国藩你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署理湖北巡抚了。巡抚我再另派人。
4．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
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实在太难了。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
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绿营，虽负“能战”之名，仍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往往不予配合。
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中，他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
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抚臣供支，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五千两，即起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 注：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6页。
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位子，湖北全省都可以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
不过，他还是得上疏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孝中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后又说：
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遽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关防，仍由督臣收存。 注：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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